读书报告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从权力游戏视角再看自杀现象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读书报告

摘要

　　本文是笔者自杀社会问题研究课程的读书报告，通过对于原文观点的梳理，笔者顺着本书作者的思路，从权力游戏的视角，客观看待在中国家庭政治中家庭和谐问题、和家庭和谐密切相关的自杀现象以及自杀预防。

关键词

　　自杀社会问题、权力游戏、自杀现象、自杀预防。

内容概括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是一部深入探讨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社会学研究著作。作者吴飞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案例的详细调查和分析，不仅仅局限于统计数据，同时对人们自杀背后的心理动机、社会关系、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解读。

　　这本书，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Google Books，简介部分)^

书籍观点

中国和西方自杀情况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自杀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自杀率的性别比例上，而且在自杀的动机、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所反映的深层社会问题上也有所不同。

　　在性别比例差异上，西方国家男性自杀的数量通常是女性的二到三倍，而在作者统计的结果中，女性的数量多于男性。这一差异提示我们，自杀问题的性别特征在中国具有独特性，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模式来理解。

　　在自杀与精神疾病的关系上，尽管自杀在中国与精神疾病有关联，但这种关系与西方存在差异。西方研究倾向于将自杀与精神疾病直接关联，而在中国，“需要问的不仅是为什么中国的自杀者不都有精神疾病，而且是，对于有精神疾病的中国自杀者而言，这些疾病意味着什么？”^(吴飞. (2009). 第一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反映出中国自杀者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与西方不同。

　　在自杀预测变量上，费力鹏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自杀者的8个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变量，这些变量包括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等^（Michael Phillips,Gonghuan Yang,Yanping Zhang,Lijun Wang,Huiyu Ji,Maigeng Zhou，“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in The Lancet,2002,vol.360,issue 9347,pp.1728-1736。）^，这些发现强调了自杀行为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而不仅仅是精神疾病。

　　在自杀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上，“自杀在中国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吴飞. (2009). 第一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一观点强调了自杀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根源，与西方将自杀视为主要是精神健康问题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自杀常常与不公、纠纷和争吵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原因相关联。

　　综上，中国与西方在自杀情况上的差异不仅仅是数据上的，更深层次地体现在自杀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背后的动机上。在中国，自杀更多地与社会文化因素相连接，这要求我们在理解和预防自杀时采取不同于西方的视角和方法。

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亲密关系与过好日子

　　在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中，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维护亲密关系以及确保家庭成员共同过好日子。这一目的强调了家庭政治和权力游戏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个体的权力争夺胜利，而在于促进家庭和谐与成员幸福。

　　首先，家庭政治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和好好过日子。如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再多的胜利也没有意义。”^(吴飞. (2009). 第四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家庭中的所有权力动态和争议解决机制最终都应服务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提升生活质量。

　　因此，我们明确了权力游戏的边界，“因为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亲密关系，严格说来，家庭政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敌人，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政治应该永远不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原则。“^(吴飞. (2009). 第二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家庭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应当有明确的边界，其竞争不应破坏家庭的基本结构和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

　　同时，我们也能知道，亲密关系就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归根结底，如果不从亲密关系出发，并以亲密关系为目的，家庭中的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吴飞. (2009). 第二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家庭政治的所有行为和决策都应围绕着如何增进这种关系展开。

　　而这个根本目的，决定了家庭政治与个人幸福的紧密挂钩，“我们说过，一家子过日子是一种生存状态，其中有快乐也有冲突，人们宁愿在这反反复复的权力游戏中混日子，也不愿意破坏一个家庭，再费劲去重建一个家庭，开始一系列新的权力游戏。”^(吴飞. (2009). 第四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反映了家庭成员对于维持家庭和谐和个人幸福的共同愿望，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在权力游戏中寻找平衡。

　　因此，在中国的家庭政治中，亲密关系和共同过好日子不仅是家庭成员共同的愿望，也是所有家庭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家庭生活的本质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和相互支持，而权力游戏和冲突解决应当服务于这一更高的目的。因此，家庭政治的成功不在于个体利益的实现，而在于是否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亲密，以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和稳定。

自杀与人格追求：对人格价值的探索与误解

　　在中国社会中，自杀行为往往与个体对人格价值的深切追求和对这一追求的误解紧密相关。自杀被视为一种极端手段，通过它个体试图表达对尊严、正义、以及未能实现的人格价值的渴望。然而，这种行为同时也反映了对人格价值和实现方式的根本误解。

　　“自杀所体现出的正义问题，根本上是个人格问题。人们孜孜以求的‘义’，指的就是，每个人的人格得到充分实现，有尊严、有乐趣、有劲头地过日子。”^(吴飞. (2009). 第二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句话揭示了自杀背后的深层动机：个体对于实现完整人格价值的渴望。

　　“‘赌气’，是孟陬人理解自杀心理动机的最常用概念，一个因与儿媳妇闹别扭而自杀未遂的老人说：‘心里有气才喝药呢，没有生气的人不会喝药。’”^(吴飞. (2009). 第七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自杀被误解为一种通过激烈的反抗来实现或保护个人人格价值的手段。

　　“在孟陬人的理解中，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吴飞. (2009). 第六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反映了社会对自杀行为的一种复杂看法，即自杀不仅仅是一个悲剧，同时也是个体对人格尊严的一种极端表达。

　　“真正想得开的人，并不是麻木地放弃了人格价值的人，也不是为了尊严而潇洒地逃开了一切责任的人，而是能深切洞察人生的真正价值和过日子的道理，能够认真、和乐地与全家人一起过日子，按照礼义做事，理性地控制情绪，追求幸福，力求完美而积极地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责任的人。”^(吴飞. (2009). 第九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段话指出了个体在追求人格价值时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与通过自杀试图解决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

　　综上，自杀在中国社会中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生命终结的行为，更是一个关于人格追求、尊严、正义、以及对这些价值理解和实现方式的深刻反思。自杀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个体对于人格价值未能实现的强烈不满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抗。然而，这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对于如何实现人格价值的根本误解，即通过自我毁灭来寻求最终的确认和尊重，而忽视了生活本身提供的实现人格价值的其他途径。正确的人格追求应当基于对人生价值的深刻理解，以及通过积极、理性的方式来实现个人的尊严和幸福。

国家、法律在解决自杀问题上至关重要：礼义与法义的融合

　　解决自杀问题，尤其是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和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和法律的积极介入和调解。通过将法律的权威和规范性与传统的礼义相结合，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和谐、有序的社会，从而在根本上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这种结合体现了国家对于维护公民尊严和幸福生活的责任，是实现国之大礼大义的关键。

　　“以法义来调解和支撑礼义，最终成就的，乃是国之大礼大义。”^(吴飞. (2009). 第十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句话强调了法律不仅仅是一套规则或是惩罚机制，而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支持传统礼义的工具。法律应当与礼义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有序的社会。

　　“一个负责任的好政府不仅要避免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还要更积极地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使人们能体面地过日子。”^(吴飞. (2009). 第十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段话揭示了国家和政府在解决自杀问题上的重要角色，即不仅要解决表面的冲突，还要深入到保护公民尊严和幸福的根本层面。

　　接着，“如果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就成为无原则的摆平和抹稀泥；这个原则若贯彻得好，则成为帮助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清明政治。”^(吴飞. (2009). 第十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说明法律和政策的执行需要遵循正确的原则，以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实现，而不是仅仅为了表面的和谐而忽视了深层次的问题。

　　同时，“但是在公共政治中，人们认为，如果高岩受到了冤枉，他就不会自杀。”这^（吴飞. (2009). 第十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句话反映了在处理自杀问题时，公共政策和法律需要考虑到个体所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压力，从而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决方案。

　　综上，解决自杀问题不仅需要个体和家庭的努力，更需要国家和法律的积极参与。通过法律来调解和支撑传统的礼义，不仅能够解决表面的社会冲突，还能够深入到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这种礼义与法义的结合，是实现国家大义、维护公民尊严和幸福的关键途径。因此，国家和法律的力量在根本上解决自杀背后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个人思考

从权力游戏视角看待家庭和谐

　　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框架，把家庭关系比做了一个权力游戏，而结合一下其他信息，笔者发现还能进行拓展类比出 现代社会中，如何让家庭和谐：

　　整体来说，家庭关系就像权力游戏，但这个游戏里面的人都是合作关系，更像是大家都在一艘船上，共同前进时在船上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位置（地位，话语权等等）

　　因此，与其说是权力游戏，不如当作是商业合作性质谈判，而笔者认为在家庭中有三个因素对于稳定性至关重要：亲密关系、洽谈框架、各方实力。

1. 亲密关系就是书中的爱、慈、孝，这些决定了所有人的齐心协力程度、整体关系发展方向。
2. 洽谈框架就是遇到分歧大家的解决方式，决定了这场权力游戏或者谈话的有序程度，能够促进大家商谈问题时尽可能在观点上争吵而不影响到感情。
3. 各方实力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指标了，在实力相差悬殊情况下是没有商谈一说的，于是大家实力如果接近就会有更多制衡和各方拿到自己满意的结果。

　　综合来说，亲密关系决定大家划桨方向是否一致，洽谈框架决定划桨节奏是否一致，各方实力决定推进力和平衡感，这几个因素基本决定了家庭和谐。

从权力游戏视角看待家庭政治下自杀

　　作者在本书中对于很多自杀的解释都是通过权力游戏进行的，总结下来，在家庭政治领域下， 一个人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归根到深层次，大体可以分为这么几种：

1. 在权力的游戏中，选择用”自杀“作为一种终极武器来获取权力游戏的胜利或者扳回一局。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的自杀就是因为”话赶话“，从一个小事引发的争执开始，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不断对于争执进行加码，最后有一方受不了使用自杀进行最后的反击；也有的人，比如葛曼，她也使用自杀作为最后的扳回一局的手段，但是因为她是”小姐“的身份，使得她根本没有道德资本进行权力的游戏，她根本没有与石磊的权力平衡，她的自杀，是她试图“从良”的最后一次奋斗的尝试，可惜成为了一个失败的悲剧。
2. 在权力的游戏中，积累了充足的道德资本，但是仍然失败了，这种“委屈感”导致的自杀。就如同文中所言，“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吴飞. (2009). 第五章.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在权力的游戏中，遭遇了惨痛的失败，没有道德资本，人格也因此在他人和自己眼中无比低下，在错误的人生价值理解以及强烈的人格价值追求下，选择自杀。就像前文提到的，在乡下人的理解中，这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同时，“赌气”也是因为人格价值没有得到实现与认可，在这种委屈感下，决定自杀。
4. 当家庭政治拓展到公共领域下（注意，这里不讨论公共政治下的自杀），一个人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正义，决定自杀。以素枝为例子，本来是她和司机因为丈夫的死亡的一种政治上冲突，但是有了法律的介入，这个问题又拓展到了公共领域，同时因为官员不作为，她在赔偿上一直没有取得她理想中的正义，最后决定去天安门“找青天”——自杀，最后她的问题得到了良好的解决，这也算是一个较为成功利用自杀的案例。

　　综合来说，自杀，是当时该农村很多人认为的，在家庭政治下，一个有力的反击武器，如果运用的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武器有点过于沉重了。

从权利游戏视角看待自杀预防

　　从权力游戏的视角出发，在中国，自杀预防不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更要关注那些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特别是那些与权力分配、角色期望以及个人尊严有关的因素。

　　首先，家庭被视为一个政治性的存在，其中的权力游戏可能导致某些成员感到被忽视、被压迫或不被尊重。自杀预防的一个关键策略是识别和调整这些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确保每个成员都感到被尊重和包含。通过增强家庭沟通、提倡平等的亲密关系，可以减少因权力游戏带来的挫败和不满。

　　其次，当家庭政治拓展到社会层面，如歧视、不公等，同样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自杀预防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建一个更加公正、包容的环境，其中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得到保障。这包括改善法律制度、提升公民意识、以及提供社会支持网络等措施。

　　再者，一个人的人格对于每个人的意义至关重要，从权力游戏的角度看，自杀行为往往是个体在追求人格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一种极端选择。因此，自杀预防不仅要关注减轻个体的心理痛苦，更要帮助他们找到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可的健康途径。这可能涉及到教育、职业培训、兴趣发展等多方面的支持。

　　最后，就像在本书中最后的一些有效的例子一样，构建一个支持性的社区环境，鼓励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可以有效预防因家庭政治产生冲突和排斥而可能导致的自杀行为。社区服务、志愿活动和社交活动都是促进社区凝聚力、减少个体孤立感的有效方式。

　　通过以上措施，笔者相信，可以有效减少在我国社会中的自杀行为。

参考文献列表

• 吴飞. (2009).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Google Books. 检索自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6%B5%AE%E7%94%9F%E5%8F%96%E4%B9%89.html?id=AVPaSAAACAAJ，访问日期：2024年4月29日。
• Michael Phillips,Gonghuan Yang,Yanping Zhang,Lijun Wang,Huiyu Ji,Maigeng Zhou，“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in The Lancet,2002,vol.360,issue 9347,pp.1728-1736。